2000年1月15日，患者郑某（男，1976年3月出生，未婚）因被重物砸伤胸背部，伤后即送某县人民医院治疗。术前诊断：第一腰椎骨折并骨髓损伤。1月23日在麻醉下进行了“椎管探查术”，2月15日出院。出院时情况：双下肢感觉较前减弱，运动功能丧失。郑某认为：医方在没有治疗能力的情况下，使用自制的医疗器材，做“椎管探查术”，造成自己身体严重损害，由此引发医疗纠纷，此后近8年期间，患者辗转外省多家医院进行检查治疗，均未见好转。 2008年7月15日至8月23日，患者到武汉某医院住院治疗。入院诊断：腰椎骨折后，入院检查双下肢肌肉萎缩。7月18日取出体内固定物，8月6日在做了腰椎后凸畸形后路截骨成形手术，发现L1腰椎干酪样改变。出院诊断：后凸畸形，腰椎结核。 2009年2月24日，郑某以某县人民医院未尽到谨慎义务，在不具备手术基本技能和使用自制医疗器材情况下，对其盲目手术，而造成严重损害后果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索赔611736.54元的诉讼请求。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后，先后委托市、省医学会进行鉴定，鉴定意见均为：“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”。据此，一审法院作出判决：驳回郑某诉讼请求，由某县人民医院给付2万元补偿金。患者不服，提起上诉，上诉期间，由于郑某提不出有力的证据，一直到2019年10月15日，省高院裁定：驳回再审申请。本案一共经历三级法院13次判决、裁定。期间患者始终对判决结果不满，但又无力举证，一直进京上访，最多的时候一年中进京上访6次。 2020年12月25日，经市、县两级政法委联系沟通，由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托北京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。在2021年4月16日听证会上，医、患双方在确认鉴定材料、分别陈述意见后，接受了鉴定人就相关问题进行询问。2021年5月14日，形成鉴定意见：“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，其过错与被鉴定人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，医方的过错责任程度为同等责任到主要责任之间为宜。被鉴定人双下肢截瘫评定为四级伤残。” 在研读《鉴定意见书》和相关材料后，2021年6月8日，调解员樊启寅电话联系医、患双方，征询调解意愿，6月15日，约定面对面调解的时间、地点、参与人员。6月17日，在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室，调解员樊启寅主持第一次医、患双方面对面协商。参与人员分别是：医方3人（副院长、当年手术医师、投诉科负责人）、患方2人（患者郑某、委托代理律师）、调解员樊启寅。 在宣讲人民调解相关权利、义务、效力等内容后，首先患方陈述了对鉴定意见中责任分担有异议，并指出：1．术后加重了病情，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。2．医方用钢丝自制椎柱固定器，是明显错误。 后医方接着陈述：1．对本案非常重视，愿积极配合，同情患者遭遇。2．不认可鉴定意见中的责任分析，认为脱离了当时的医疗环境和技术水平，该鉴定机构用10年后医疗规范评判10年前的诊疗过程，是错误的。 在接下来的交流过程中，双方情绪逐步激动，争吵激烈。调解员樊启寅在劝解后建议：1．受理本起医疗纠纷鉴定工作的鉴定机构，具备鉴定资质。选定这家鉴定机构是经双方协商同意，听证会医、患双方都参加了，并陈述了意见，接受鉴定人询问，程序合法。2．患方认为医方应负主要责任，与鉴定意见相差不大，有协商余地。3．医方认为评判依据引用错误，但没有提交当年相关的医疗规范，评判依据在哪里？医方可以补充。4．医方用钢丝等自制材料置于患者体内的椎柱固定器，本身存在不妥。上述意见，提请医、患双方妥善考虑。 2021年7月20日，咸宁市政法委主持召开本案专题协调会，会上，患者所在县政法委、一审法院、二审法院、市医调委调解员分别作了专题发言，协调会综合意见认为本案宜以人民调解方式化解纠纷。 协调会后，调解员考虑到，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医、患双方对鉴定意见的认可问题，难点是患者的索赔数额依据哪一年的标准进行计算。通过沟通工作解决对鉴定意见的认可不会太难，难在于根据鉴定意见如何计算相关损失。调解员把主要精力放在与患者的沟通上，主要就赔偿项目、标准、金额与患者或当面，或电话，或微信的数次联系沟通，努力疏导，重点针对患者2021年6月8日面交的索赔清单11项共计2025695.43元，逐条沟通分析，通过释法、析理、讲情，降低其索赔预期。 最终在市政法委高度重视下，通过两县政法委的不懈努力，在市医调委主持调解下，经平等协商，医、患双方于2022年4月8日自愿达成调解协议。
2022年4月8日，为方便患者，市医调委和某医院共同到患者居住地，经过交流沟通后，签订了《调解协议书》，患者同时签订了《息诉罢访承诺书》。4月13日，医、患双方共同申请，进行了司法确认。4月25日，患者冒着大雨，乘车到相距50余公里的市医调委赠送“为民解忧、义薄云天”锦旗一面，表达感谢之情。
本案的特点一是时间跨度长，从产生纠纷到调解结案历时22年，患者从一名青年卡车司机到如今40多岁的4级伤残残疾人，孤身一人，无家无室；二是过程复杂，期间做了6次鉴定，经省、市 、县三级人民法院13次判决，患方皆不满诉讼结果；三是多次进京上访被接回接受教育训诫。 医疗纠纷因其专业性强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，患者一直处于弱势地位，在调解过程中，调解员适时提出调解建议，融合法、理、情，劝说疏导，努力促成，是非常必要的。 同时对于疑难复杂案件，公权力的适度介入，可以对当事人施加一定影响，通过人民调解平台，调动社会资源帮助劝说疏导，有利于达成调解协议，实现案结事了。
